王晴佳丨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 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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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开展，固然为史家考察社会的变动等“宏大叙事”添加了新的视角。但归根结底，它们希望能开辟崭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在挑战和超越近代史学模式的基础上，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社会沿革、国家建构等方面，逐步转移到加深对人本身的认知。

作者：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自：《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当代史学的发展走向，大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与19世纪的史学发展态势不同，当今并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于是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兼顾其他相关的研究兴趣。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和交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为两者不但几乎同时出现，而且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状态。

本文的写作目的有三：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描述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及其相互关联；二是以西方历史和文化为背景，讨论当代史学界出现的有关情感反映性别差异的重要作品，探究两者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意义；三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和考察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如何质疑和挑战了近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从而论述和考量它们对当代史学的演变所做的贡献。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

性别和情感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性别史和情感史不仅几乎同时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兴起，而且还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其研究对象的历史性。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流派相比，性别史和情感史所研究的对象，因其属于生理和身体的领域，以前不被视作历史考察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及脑神经科学、医药学等学科就情感对人行为之影响，做出了不少新的分析和探索。但这些研究比较侧重情感的普遍性，而史学界开始注重情感的历史性，与社会史的开展有关。美国《社会史杂志》的创办人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凯萝·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1985年发表的《情感学》一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认为，情感虽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情感的表达则受制于社会的习俗和规范，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威廉·雷迪在其《感情研究指南》一书中，特别提出“衔情话语”（emotive），也即情感如何通过语言流露而折射文化和历史演变的，也因此情感成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

情感和性别：历史的考察

情感史和性别史两者结合的考察，有力地证明了情感表达之性别差异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于是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圣经》里的“创世纪”，说到亚当和夏娃意识到他们赤裸相对的时候，虽然有异性相吸之情，同时也产生了羞耻之感。到了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画家马萨乔（Masaccio）作画《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举动就显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前者双手捂脸，后者则用手遮住乳房和私处，脸上露出痛苦万分的神情。后人的解读是，马萨乔试图表明，亚当的举动显出一种道德上的后悔，而夏娃则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

欧洲结束古典时代，进入中世纪之后，情感表现的性别差异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主要标志是将情感愈益“女性化”，也即女性被视作“情感的性别”，而男性则渐渐被看作是“理性的性别”。强调这一性别差异提高了男性的地位，因为像古典时代对公众人物的要求那样，情感需要有所控制，而控制的手段就是借助理性。既然“男性代表了理性”，那么作为“情感的性别”的女性，就需要受制于男性。女性作为“情感的性别”的表现是，她们相对男性而言，对外界的人和物更具敏感度，于是也就更容易为声色所惑。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对马萨乔区别处理亚当和夏娃的行为，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亚当没有遮盖自己的下身，而是用手蒙住了脸，表现为所谓道德上的羞耻，因为他为自己一时失去理性而愧疚。

从情感史的层面考察，近代社会在欧洲的建立与男人追求克制情感、培养所谓“男性气概”的过程，呈现出平行发展的趋向。这一发展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强化男女的性别不同，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对立起来。澳大利亚的性别研究学者瑞雯·康奈尔（Raewyn Connell）在其名著《男性气概》一书中指出，在欧洲近代，男人希求表现“男性气概”，与宗教改革、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均有密切的关系。英国的欧洲史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其《竞逐权力》这本19世纪欧洲通史研究著作中也指出，那时出现了多种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而同时也是一个“情感的时代”，其特点就是将情感“性别化”。为了突出“男性气概”，大庭广众下啜泣的行为，就成了女性懦弱的象征，而男人则必须“有泪不轻弹”。那时的男人还开始蓄须并戴高帽——“高顶黑色大礼帽取代了19世纪20年代的三角帽后，中产阶级的男子几乎每人一顶”。

由上可以看出，近代社会中宣扬“男性气概”，将之与“女性气质”对立，其实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而这一权力关系的基础就在于强化男人和女人在情感掌控和表达方面的差异。瑞雯·康奈尔指出，近代社会理所当然地视男性为“理性的性别”，她借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理论，提出了“男性气概的霸权”这一概念，用来指称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凌驾于女性和其他性别（跨性别者、变性者等）之上的现象。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莫塞（George Mosse）著有《男人的形象：制造男性气概》一书，进一步指出近代的“男性气概”理念，生成于18世纪下半叶，而在19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界定“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之在情感方面的表现对立起来。瑞雯·康奈尔将之归纳为一种“父权意识形态”，其特点就是认定“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情感的，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哲学前提”。近代社会宣扬理性主义，认为科学和理性是历史行进的动因，而科学和理性在文化上则被视作是“男性的领域”。

情感史和性别史：

史学史的考量

情感史与性别史研究的联手，在史学史上有何价值和意义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略作阐述。

首先，情感和性别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情感史和性别史的联手，却能更为明确地展现情感构成和性别认知两者的历史性。以性别史而言，其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从主张男女“性别”的不同，转而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而史家对这一转化的认识，很大层面上来自对于男女在情感表现上异同的考察。

情感表现的性别差异虽然古已有之，但在欧洲近代社会中得到了明显的强化。用德国情感史先驱乌特·弗雷佛特（Ute Frevert）的话来说，近代社会提倡所谓人人平等，但又强调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启蒙思想家卢梭、康德等人提倡理性主义，但他们的做法则是将理性的扩张与男性的行为相连，同时他们又贬低女性，认为女性的生物属性使其受制于情感，无法运用理性。这种二元论的思维贯穿了欧洲近代哲学和思想的发展，而从情感和性别的角度考量，那就是论证男性代表了理性，而女性代表了情感。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天性温柔、慈爱多情，因此自然担当了养育孩子、体贴丈夫的责任，但她们的这种充满情感的天性，又让她们无法做出理智的决定，因此需要以仰赖丈夫为人生的目的。

欧洲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突出了男女的性别差异，也可以从身体史的角度略见一斑。美国法国史专家林·亨特（Lynn Hunt）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有钱的男子也像女性一样，不但衣饰华丽、戴假发和化妆，而且穿长袜、马裤和高跟鞋，但在大革命之后，男性穿着变得千篇一律，偏向穿统一的制服，为的是突出男女的性别差异，凸显自己的男性气概。

其次，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不但能显示两者的历史性，而且在呈现情感表露和性别建构的历史阶段特性的同时，又质疑和修正了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分期观念。事实上，妇女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指出，现有的历史阶段性分期，采用的是男性的视角，忽视了女性的重要。譬如，美国妇女史研究先驱琼·凯莉（Joan Kelly），在1976年发表了《女性有文艺复兴吗？》，其中指出将文艺复兴视作近代文化开端的做法，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传统。

在情感史研究的前期著作中也存在着将中世纪和近代相对立的倾向，但情感史和性别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则挑战了原有的历史分期，其从女性的角度指出，近代社会的建立，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提升其地位，反而是强调男女性别之生理和情感的差异，将女性束缚在家里，以担任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角色。情感史研究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提出的“情感共同体”概念，认为人们的情感流露受制于具体的场景和时空，也即取决于当事人在某时某刻某地的处境和氛围。由此角度出发，所谓传统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区分甚至对立，便丧失了原有的参考价值。一是“情感共同体”如果在任何时代都存在，那么所谓理性控制、克制情感作为近代性的特征，便显得有点无从谈起。二是“情感共同体”的分析，不再突出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而是注重当事人所在的共同体及其对当事人的影响。罗森宛恩曾对比研究了15至17世纪英国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并总结道：“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但其实并不见于历史，而是一种史学的建构。”

再次，质疑传统文明与近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其实质就是挑战和批评18世纪启蒙运动所认定的历史进步观念。这一历史进步观念的主要基础便是推崇理性主义的思潮，视其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考量，理性主义同样也是近代史学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其标志之一是给予近代史家高度的自信，认为自己身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从一个新的高度和立场重构以往的历史。兰克宣称他可以摒除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便是典型表现。这一自信的根源在于，那时代的学者认定自己能充分运用理性，剔除情感、道德等因素。但女性史家芭妮·史密斯（Bonnie G. Smith）通过缜密的研究表明，兰克的治史理念可以说是基于理性和情感的某种对立。兰克提倡用档案材料作为历史写作的基础，而他在搜寻和发现档案的时候，常常将之比作一个含苞待放的女性，有待他的“驾驭”和“征服”。而兰克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无疑就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男性，能熟练运用理性的思维和手段。

因此，妇女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兴起，可以说是与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形成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具体言之，近代史家在历史观念上认为，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及国际关系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向，于是国别史、外交史和政治史的书写成了历史著述的大宗。如果史家以描述开国元勋的业绩为己任，那么民众和女性的作用便常常不受重视。在史学方法上，近代史家主张使用档案材料，而档案材料往往记录的是男性精英人物的言行，同样忽视了女性和普罗大众（庶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性别史和情感史直至20世纪末才兴起，而那个时代的史学界正经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不少女性主义的史家，如写作《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的琼·斯科特和提倡新文化史的林·亨特，往往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同情者乃至同道者，其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冲击了上述近代史学的传统，革新了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之间关系的认知，有利于性别史、情感史、家庭史等新兴流派的兴起。这些史学流派的发展，不但在历史观念上需要突破男性精英主义，而且在史学方法、史料运用上也主张摆脱档案文献的束缚。

最后，性别史和情感史等新兴史学流派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林·亨特在2014年出版《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一书，其中指出近现代历史学迄今为止受到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和身份认同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帮助史家认识和解释社会的变迁。而亨特指出，历史学在理解和分析“社会”的变迁的同时，需要开展对“自我”的认识。她特别提到，近年来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的新发展，让人认知到了“具身的自我”，也即“自我”的构建同时受到了生物和文化的双重影响。这样的思考有助于突破和超越欧洲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也即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智、理性与情感之间并非界限分明、截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换言之，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开展，固然为史家考察社会的变动等“宏大叙事”添加了新的视角。但归根结底，它们志不在此，而是希望能开辟崭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在挑战和超越近代史学模式的基础上，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社会沿革、国家建构等方面，逐步转移到加深对人本身（身体、情感、心理、生理、性行为等）的认知。这一“由内而外的历史”，从一方面看，似乎脱离了历史书写的“宏大叙事”传统主题，放弃了史家的宏大关怀；从另一方面来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所探讨的是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
因为人类社会的性别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没有人与人及其性别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没有家庭的组成、儿女的培育，人类文明的繁衍、演化和发展便是无本之木。

总之，当代史学在突破和超越近代史学模式的基础上，正在朝着新的方向迈进；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兴起及其相互援手，不失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方向，值得所有历史从业者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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